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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王德滋院士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9-06-11 浏览次数:30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祖国——王德滋院士访谈录

/庄子仪、彭勃

摄影/艾宇民

 520日校庆当天的下午,地科院本科生党支部3位党员代表和1位团员代表一同前往王徳滋院士家拜访。在家门口,我们见到了带着满面和煦笑容,热情欢迎我们的王院士。王院士年逾九旬,依然精神矍铄,朱颜鹤发,亲切和蔼。

王德滋,江苏泰兴人,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地质系,195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留校执教。长期从事花岗岩、火山岩及其成矿关系研究,专长岩石学,尤擅火成岩岩石学,是中国岩石学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地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浆岩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岩石学报》副主编、《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高校地质学报》主编等职。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10余部。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1946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到今天,从学习到后来工作,王院士没有离开过南京大学, 一直深深扎根在江苏南京这片沃土上。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么70多年前的南京大学,也就是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又曾经历了什么呢?

两度亲历爱国学生运动

在王院士就读中央大学期间(1946-1949年),经历了两次爱国学生运动,一次是和今天的校庆息息相关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一次是解放前夕的“四一”学生运动。对于王院士来说,这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五二〇’学生运动

 “1946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同年10月,我离开家乡江苏泰兴到中央大学读书,那时我19岁,和你们差不多年纪。国立中央大学是民主进步的堡垒,校园贴满了墙报,也有许多活动,整个学校充满了民主进步的气息。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两次学生运动。

 1947年,我那时正读大一,五月上旬的一天,在食堂对面壁报栏里,贴出了一张漫画《向炮口要饭吃》。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国家遭难,学生生活艰难,食不果腹,生活在炮口下,向炮口要饭吃。于是就在1947520日上午上街游行示威,举着旗帜,以孙中山像为前导,高声呐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那次游行以中央大学(当时中央大学的校址在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内)为主体,学生基本上都参加了,还有金陵大学的学生。中央大学有三千学生,金陵大学有几百名学生,还有上海、杭州的大学也都派了学生代表来参加,估计这个队伍有四千人,喊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唱的歌是《团结就是力量》。游行队伍从哪里出去的呢?那时国民党政府很紧张,派出了大概有一两千人的军警、宪兵,把校门都封住了不让进出,但有一个小门(西门)忽略了,因而游行队伍就从那个门出去了。到了鼓楼,就和金陵大学的学生汇合,游行路线沿鼓楼、珠江路、国府路(今长江路)。到了珠江路口,国民党宪兵、警察严阵以待,用高压水龙头冲击游行队伍,警察用铁棍殴打游行学生,导致一百多人受伤倒地,还有几十个学生被捕。尽管如此,游行队伍仍在继续前行。到了长江路国民大会堂(即今人民大会堂),国民党设了五道防线(第一道是骑兵队,第二道是防护团,第三道是全副武装的青年军,第四道是武装宪兵,第五道是机关枪队),不让前进。我记得很清楚,面对杀气腾腾的马队,当时我们就坐在地上。他们威胁游行队伍必须赶紧解散,不解散就放马队冲过来,踏死了活该。尽管他们威胁,学生还是坐在马路上一动不动,我当时也坐在地上。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旁边老百姓很好,纷纷拿着伞来给学生挡雨,大家很感动。就这样僵持了六个小时,大家都没吃饭,马队也没解散,直到后来国民参政会的邵力子(当时国民党内一位比较进步的人士)出面与学生代表谈判,谈判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因为原本我们游行队伍要到国民政府(现总统府)门前请愿的,现在我们不去了,然后马队也散开了。游行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天,这次虽然没有到达国民政府门口,但起到了向全市人民的宣传作用,在全国影响很大。这次事件后,国内两三天之内,有六十多个大中城市行游行示威,口号也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毛主席以新社名写了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在全民的包之中》。正如毛主席在文中所:‘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和人民解放争,是第一条战线在又出了第二条战线就是大的正的学生运和蒋介石反政府之的尖斗争。学生运的口号是要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反迫害’。同时这个运动对我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五二〇学生运影响很大,中央大学是领头羊,而后来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了,所以南京大学把一天作日。会研究决定每年的520日都是校,今年应该117年,再三年就是120周年了。”


四一’学生运动

 “校社团很多,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就参加了自然科学社,从自然科学社就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新民主主青年社)。三年之后,1948年下半年辽沈战役、平津役、淮海役都快束了,蒋介石宣布下台由李宗仁代替他。到19491月,国民党已涂地了,三大役都打了,基本完全掉了。当很多地下党同志身份都暴露了,安全起,被撤退到安全地方去,因此,为了注入新的血液,中央大学中共支委会(地下党)决定从新青社一些秀的青年入党,我就是在那时(19491月)入党,到今年已整70年,那候我22

此时,蒋介石已是一涂地了,解放准备渡江,淮海役也束了,蒋介石宣布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表他,当代总统(原来是副总统)。两党派出和代表,国民党妄图以界,江以北党,江以南国民党。周理作中共首席代表在41日与国民党行和。事是个假和平,如果成功那真是不得了,想想在的南北朝以三八线为界,如果我也以界,那不也和史上存在了几百年的南北朝一样吗?李宗仁希望达到划江而治个目的。但毛主席多英明呀,他老早就准备好了策:八条二十四款,就是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蒋介石然退居幕后但在幕后指,李宗仁实际上没有实权,蒋介石看到了个八条二十四款,他知道和平骗局搞不成了,国民党只有投降不然就得继续打下去,而正是41天在南京又发生了一次学生运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已从南京迁到广州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要把国立中央大学迁到台湾去。如果迁到台湾的话,南京大学的基础就被连锅端了,所以,反迁校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地下党)坚决反对,教授们也都站出来坚决反对。物理系有一位教授拿个墨水瓶,从科学馆二楼楼梯滚下去砸的粉碎,他说一个小小的墨水瓶都砸的粉碎,一个中央大学,那么多的坛坛罐罐怎么搬到台湾去呢?大家一致反对,地下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动员广大的学生和教师反对迁校,我当时的任务是在地质系动员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一致反对。

后来在41这天,以中央大学三千名学生为主体,金陵大学几百名学生还有南京的其他院校共六千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反对假和平。当天上午平安度过,但是剧专同学在回学校途中,经过大中桥时,那里正好有一个国民党军官收容所,这里聚集了一批暴徒,把剧专学生包围起来殴打。大中桥靠近政治大学,政治大学学生马上过来解围,但是政治大学学生人数比较少。后来,剧专有一个同学跑到中央大学求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刚刚吃过午饭正在宿舍里休息,听见敲脸盆声音,有人高喊:赶快起来啊,剧专同学被打啦!我们要去救援啊!当时没人睡午觉,大家听到了声音就都跑出来了。六个人一排,女同学在中间两边是男生,两千多人赶紧跑去营救剧专同学。领队同学决定不去大中桥,直接去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我也参加了。到了总统府门口,大家围成一个弧形,就坐在门口马路上,我坐在弧形队伍的东边,如果我坐在西边可能就受伤了。我们派了代表到总统府里要求惩办凶手,就在等待的时候,从西边开来了五辆大卡车,车上全是军官收容所的暴徒,手里都拿着铁棍,上面有铁钉。那些暴徒从卡车上一跳下来就奔着坐在地上请愿的中央大学队伍,这时,坐在西边和中间的学生就冲进总统府里去了。总统府里的警察见到学生进去之后,就把总统府的铁门关起来了,暴徒冲进总统府里面就大打出手。坐在东边的同学没有闯进总统府,免遭于难。进了总统府的这部分学生就惨了,暴徒在里面殴打学生,一共有四十多个学生受伤,有两个学生(一个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另一个是电机工程系二年级学生)和政治大学的一名司机被他们活活打死了,一共牺牲了三个人,他们被安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他们的血衣陈列在雨花台烈士陈列馆里。

这次事件是一桩血案,‘四一’学生运动牺牲了三位烈士。这也说明国民党对和谈毫无诚意,哪有一面和谈一面制造血案的呢?和谈宣告失败,毛主席立即下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当时南京城内官员、军队都已经撤退,南京实际上是一座空城,中央大学算得上是个小解放区了。南京警察总署里那些殴打学生的警察都忙着逃命,主动联系我们这些学生说,他们解散了,警署这边还有一些枪支弹药,让我们来接收。我们就浩浩荡荡地走进了警察总署(在现在北京东路一带),那些人已经把警察制服脱掉了,枪械也全数交出。那时南京城里基本上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也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就用扛回来的这些枪支保卫学校。第二天解放军进城,从挹江门进来,到了珠江路。中央大学的学生都自发地、三五成群地走到珠江路口欢迎解放军,大家高兴得落泪。

这两次学生运动都发生在中央大学,可以说是很有渊源的光荣革命传统。后来李宗仁没有去台湾,去了美国。在李宗仁的回忆录里说到:‘幸好谈判没有成功,如果真的划江而治,那我岂不成了历史的罪人!’从这里,我感到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洞察一切。如果划江而治的话,真的不知道到哪一年祖国才能统一,那不真成了现代的南北朝吗?19659月,李宗仁回归祖国,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他转变了立场,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预的。’说明他的立场已经完全站到中国人民这一边了。”


听完王院士讲述的这段历史,我们为这两次伟大的学生运动深深折服和震撼,敬前辈爱国主义情怀,敬前辈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精神,敬前辈不畏强权、前赴后继的革命奉献精神,还有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科学人生七十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里,我们的祖国在走向繁荣富强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作为这段时期的见证者,王院士给我们讲述了他人生中的几次重大抉择。


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抉择

 “19岁我离开了家乡—苏北泰兴,进入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我做出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抉择,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了著名的‘五二О’爱国学生运动和‘四一’爱国学生运动。先后加入了革命进步组织自然科学社、新青社,并在1949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我与俞剑华(我的入党介绍人)具体负责‘中大’地下党组织主办的《南京学联》编印工作。最危险处最安全,当年我们就是在国民党老虎桥监狱旁的民居里编写、刻印《南京学联》。”


坚持又红又专的信念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我毕业留校担任教师,并担任地质系党支部书记,当时地质系只有8名党员,我坚定地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又红又专,积极主张在德才兼备的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1957年成立了南京大学地质系党总支,我担任总支书记。以后又先后任地质系主任助理、副系主任等职务。除了党政工作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对宁镇山脉的煌斑岩进行调查研究,1957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双肩挑担不歇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副教务长、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务,工作异常繁重。如何正确处理好工作和业务的矛盾,我做出了‘双肩挑担不歇肩’的第三次抉择。一副是南大党政工作的重担,这关系到南京大学整个事业的发展,不能有任何松懈;还有一副是个人科学研究的轻担,主要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我始终没有放弃,做到常流水不断线。1988年,我当时61岁,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卸下了副校长这副重担,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我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当好“伯乐、教练、参谋”

 “1997年,我70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人的创造性思维的旺盛期是在25岁至45岁间,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将不断趋于衰退。而当时我已经过了古稀之年,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经过思考我作出人生道路上的第四次抉择,从学术研究的第一线向学术研究的第二线转移。确定了六字方针:伯乐,教练,参谋。

做‘伯乐’就是要发现年轻人才,发现千里马,推荐、评选学科带头人,我先后推荐成功了三位“长江学者”。目前,地球科学系已有一批优秀的四十岁左右的学科带头人,他们挑起教学科研的大梁,科研实力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我从事地质科学几十年,对国内外的科研动态比较了解,可以为年轻人开展科研工作做一些方向指引,这就是我的‘教练’工作。

今后只要我的脑子不糊涂,行动还方便的话,我会继续为学校和社会的发展献计献策,当好‘参谋’,一直到我失去工作能力为止。”



聆听了王院士的故事,也感慨我们人生中面临的重大选择与我们的国家民族息息相关。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更应该把个人理想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放飞青春梦!